大刘彻底地失望了。大刘也是无助的。售票厅那个挽着发髻的女人朱唇轻轻一启，就宣布了他的绝望。

绝望归绝望，大刘又有些岔岔不平。凭什么你这女人嘴角轻轻一撇，就不再卖票了。铁路暑运高峰这不错，但票已卖到了什么时间，你得昨天就跟人讲清楚，害得自己又起了个大早，白白浪费了一天的时间。时间更近了，再买不到票，大刘担心不能按时回老家了。

大刘急着买票，就是想赶在月底赶回老家替母亲操办生日大寿。此前二个月，他就和家人不断热线联系，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和设计。眼下，如果他不能按时回家，不但计划成了泡影，还会让他在邻里街坊中落下不肖的印象。

大刘望着前方那高高在上、硕大无比的“北京西站”几个字，有几分卑怯。北京不应该这样对待她的人民，自己苦苦在这里打拼了十几年，为首都的建设奉献了那么多的心血，关键时刻，连一张火车票都不能满足他，这有些不公。

大刘想想自己在工地上还算得上个人物，工人和民工们都像对待领导一样对待他。现在，作为小包工头的大刘在京畿要害这样一个广阔的地方，变得竟是如此的卑微和渺小。大刘感觉到了文化的重要。大刘不会上网购票，才落得披星戴月亲临车站买票的苦果。

大刘坐在大厅里看着各路行色匆匆的人打眼前晃过。大刘被晃得眼睛发涩了，顺手买了份报纸。识字不多的大刘从小把读书看报视为畏途，但此时看报，对他来说是一种排遣郁闷心情的最好方式。

大刘看到报纸上“香港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”的字样和图片。大刘不解，这些香港人真是勤快，跑到大海深处的钓鱼岛去钓鱼！这些人大概都是钓鱼高手，一钓一个准，保证钓成功。再看看那图片，他更迷惑了，这些钓鱼高手连鱼具都不背，只扛个红旗上岛，怎么钓得到？

这时又一个卖报人兜售过来，“新报新报，保钓被抓，扣押那霸，小日本，可恨可杀！”

大刘想进一步了解“保钓”，递出二元钱，抽下一份报纸。大刘翻看了看原先那份报纸，居然是8月15日的过期报纸，大刘感觉又被忽悠了。人山人海，在人海中再搜寻那个卖旧报的鬼人，谈何容易！大刘耐着性子看完新报，新报让他理解了保钓协会，也理解了钓鱼岛不是钓鱼的地方。

大刘看到：“启丰二号”9名中国人士今日被日本冲绳警方押至那霸！

“那样霸道！”大刘气愤地用拳头砸在椅子上。

可能是砸得太够劲道，大刘看见面前站着个京城模样的人同样在阅报纸，将拳头悄悄收回，捂在裤缝上暗暗地揉了揉。气愤的大刘还不忘费解，这个小日本倒底怎么了，他们的县比市还大，冲绳县居然管着那霸市！

尽管识字不多，但大刘聪明，脑子好使。聪明的大刘没有买到票，又弄清了中日历史源渊，于是心生一计。

大刘要信访。大刘要到中南海，到外交部去信访。大刘要装成提着布袋，手执信访材料靠近天安门的人。大刘在信访材料中强烈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刻出兵小日本，熄了它，把小日本的火车皮先搞一批过来。中国的铁路实在是太紧张了。

大刘同志真的行动起来了。这时，十里长安，车水马龙，有一个身影越过一道道障碍，像蝼蚁一样靠近雄伟的天安门。那人穿着球鞋、打着领带，挎着帆布包，掇着一叠被风吹得沸沸扬扬的纸张，在街中穿梭。

这人是大刘。

大刘想以这种方式引起关注，被误认为是无理进京上访者。这样，家乡就会派车“接”他回去，前后只需一天半的时间，足以赶得上母亲的寿诞大喜。

可大刘毕竟是小地方出来的人，当他看到天安门街道上那一个个威严得不得了的警察，马上心虚了。尽管这样的信访事由不羞不丑，但如果因为自己的这次行为而导致儿子将来高考档案的不清白，那真是大错特错。大刘思忖着。

大刘胆怯了。大刘马上中止了信访日本政府的行为。

大刘像泄了气的孔明灯，蔫蔫地走过了一站又一站。当他走到北京大使馆地带时，看见日本使馆前聚集了很多人。看标语，这些人都是在为保钓人士呼吁抗议的。

使馆前站了一排排警察。大刘看这些警察感觉很顺眼。那些拉着横幅，高呼着口号，甚至还丢些小物什的人，在警察面前不过十来米，但警察也不发脾气。大刘想，警察可能也是爱国的，爱国人对爱国行为怎么发得起脾气！

大刘被一种可怕的想法蛊惑起来了。当看见那些喊口号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声音也越来越震憾人心，还有人用袋装的鸡蛋趁警察没注意掷向日本大使馆时，大刘像受到启发一样。

“我也要参加爱国！我也能扔鸡蛋！”工地食堂里鸡蛋有的是。大刘一个电话，叫工地人立马送几筐鸡蛋过来。大刘还在电话里作了详细地交待，先要用塑料袋把鸡蛋装好，每袋二十个。蛋运来时，要砸得小日本鼻青脸肿。

大刘同志终究没有买到火车票，误了母亲的寿喜。母亲生日那天，大刘还在北京忙络。大刘在电话里跟母亲嗫嗫地解释说：

“娘，不能回来给您办大寿了。这边很忙，小日本欺负咱头上了，这几天一直在参加首都爱国行动。您老莫怪，莫怪！”

大刘听到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还是那样硬朗，心里还是蛮高兴的。